《好东西：特供电影新宠儿》

好电影，新选择！

科技快讯中文网

　　 2024年是女性电影元年。

　　 我们鼓掌，由于女性创作者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席位，不仅在桌旁就座，还开始主动参与分享餐盘中的美食，甚至要分得那块鲜美的肉。 这种现象表明，女性创作者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地位正在逐渐改变。她们不再满足于仅作为旁观者或被动参与者，而是积极争取到属于自己的发言权与行动力。这一进步值得肯定，但同时也提醒我们，社会对于性别平等的认识与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表达自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的文化与艺术领域才能真正实现全面繁荣。

　　 但任何文艺作品都不是绝对正确完美的。

　　 正因为我们对女性导演的作品抱有极高的期待，才会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好东西》。 这种高度的期待不仅仅是因为影片本身的题材或表现手法，更是源于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女性创作者在电影领域中的杰出表现。《好东西》作为一部由女性导演执导的作品，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情感处理方式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影体验。这不仅是一部电影的艺术展现，更是女性力量在影视行业不断崛起的象征。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女性视角下的故事叙述与情感表达，同时也激励更多的女性投身于电影创作之中，共同推动整个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好东西》确实非常出色。这部作品在各种媒体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其卓越的艺术表现和深刻的主题思想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 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创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还深刻地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些重要议题，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它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的手法，为同类题材的作品树立了新的标杆。通过对细节的精心雕琢和情感的细腻处理，《好东西》成功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成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

　　 好到它颠覆了所有传统电影的模式，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邵艺辉导演在某种程度上被赞誉为中国电影的天才新星。

　　 然而，若要概括这部电影讲述了什么故事，其实相当困难，因为故事情节并非该片的重点所在。

　　 它更多呈现的是“一群人的新型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美好温暖，近似母系社会，有一条评价是“回到了子宫里一样安详”。

　　 单亲妈妈王铁梅如今是一名公众号编辑，她曾是南方系的一名调查记者。随着纸媒行业的衰退，她转型成为新媒体领域的同行。 王铁梅的故事反映了传统媒体行业在新媒体冲击下的艰难转型。作为曾经的调查记者，她在面对行业变迁时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积极适应新的媒介环境，这不仅体现了她的职业精神，也展示了新时代下个人适应力的重要性。这种转变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变化，也是整个新闻行业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自我革新的一部分。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不断演变，未来会有更多像王铁梅这样的媒体人面临类似的挑战与机遇。

　　 她的女儿叫王茉莉，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小学生，在没有过度干预的家庭环境中自由成长，与母亲一样热爱写作。 在我看来，王茉莉的故事展示了现代家庭教育的一种新趋势。在当今社会，许多家长倾向于采取“鸡娃”式的教育方式，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以期望他们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然而，王茉莉的母亲显然选择了另一种路径，她更注重孩子的自然成长和兴趣培养。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孩子全面发展，还能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热情。王茉莉热爱写作的例子表明，当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宽松和支持的环境中成长时，他们往往能够发展出独特的个性和才华。

　　 母女二人搬进了上海著名的“巨富长”梧桐区的老洋房居住，结识了邻居小叶，她是一位乐团主唱。在三位女性之间，建立起了跨越年龄界限的深厚友谊，形成了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生活模式。

　　 在女性之外，还有承担不同工具属性的男性。

　　 王铁梅的前夫与育儿搭子，是一个弱势的男人，一个芭比世界里的“肯”，和王铁梅离婚后恶补女性主义理论大词，实际工作是滴滴司机。王铁梅的未转正男友小马，是小叶乐团的鼓手，有恋母情结，总是迷恋比他年长的女性。小叶有一位炮友胡医生，是Tinder软件上最常见的一款精英男，拒绝进入长期亲密关系。

　　 电影的优点直截了当地摆在桌面：女本位。

　　 女主角，女人的生活，女人的视角。

　　 这是一部罕见的以女性角色为主导的电影作品。影片中没有那些常见的男性视角下对女性身体的凝视，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角色之间平等且尊重的对视。 这样的电影不仅展现了女性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情感交流，更是向观众传递了一种新的视角——即在电影艺术中，女性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更可以是主动表达自我、相互理解和支持的主体。这种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电影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为女性角色赋予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形象，同时也鼓励了更多元化的创作思维，让观众能够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欣赏女性的力量与美丽。

　　 如同王铁梅见到实习生的着装，她先是质疑道：“你这是穿的什么？”紧接着却出人意料地要求：“把购买链接发给我。”当她看到女生因痛经而喝红糖水时，她会指出应该服用止痛药才更有效。邵艺辉创造了一个充满梦幻色彩的空间，颠覆了所有对女性情谊的负面刻板印象，彻底粉碎了那些试图用甜蜜外衣掩盖的偏见。

　　 在角落与细节里，都藏着女性友好的证明。

　　 电影开头的搬家公司叫做“袋鼠妈妈”，搬家工人也是女性，一上来就颠覆了普通人对体力活的印象。

　　 在这部电影中，两位女演员自始至终都未穿过高跟鞋，而是选择了舒适的运动鞋。她们频繁地身着宽大的T恤，以某种方式重新获得了不必刻意展现性感的权利。

　　 如果你还记得演员钟楚曦在电影《芳华》中的表现，就会明白男性凝视与女性凝视之间的差异，前者往往聚焦于她的大腿根部，而后者则更注重捕捉她素颜时的真实情感。 这种视角上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性别在观看影像时的不同侧重点，也揭示了社会文化背景下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影像艺术如何反映并塑造人们对于美的认知，同时也促使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更多地思考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

　　 电影里还藏着各式各样的女性口号，包括且不限于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周边，"I'm a feminist"的T恤，以及“如果你看到了我衣服下的乳头，那是因为我长了它们”。

　　 全片最有力量的片段，是一段声音与女性隐形家务劳动的蒙太奇。

　　 小叶给茉莉听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下暴雨是铁梅在煎鸡蛋，龙卷风是铁梅用吸尘器打扫卫生，锯木头是铁梅榨果汁，摘菜是熊猫啃竹子，煮粥是岩浆涌动。

　　 大自然即是母亲为你创造的世界，非常美妙，这也是这部电影的黄金两分钟。

　　 最出圈的喜剧场面，莫过于那场充满诙谐元素的饭桌戏，其中前夫与小马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雄竞运动”，而这场运动的中心却是一位女性。这种将传统性别角色颠倒的设计，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笑，也引发了对于性别平等与社会角色刻板印象的深刻思考。这样的喜剧桥段，巧妙地利用了幽默的力量，打破了常规叙事模式，使得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偏见与不公。这样的创作手法无疑是一种大胆且富有创意的尝试，既展现了创作者对于社会议题的关注，也为喜剧作品注入了更多的深度与内涵。

　　 前夫引经据典，一句“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的书”，逗乐了一线城市的观众们。

　　 这些议题都是当前社交网络正在热议的话题，仿佛台词一个接着一个，看完这段剧情，感觉就像刚从一场激烈的微博争论中脱身出来。

　　 前夫这个冠名“女权表演艺术家”的角色，许多男演员都拒绝出演了，赵又廷觉得这个角色很像《芭比》里的“肯”，于是欣然接受。以至于台词里的“我都要为你结扎了”，让他目前仍然还在被一部分网友冲塔。

　　 邵艺辉在采访中表示，她的前夫和小马这两个角色，实际上是基于个人喜好虚构出来的男性形象。毕竟，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很少会有男性如此直白地谈论“性别红利”这一话题。

　　 比起这两个男性角色的虚浮，反而是小叶的炮友小胡更真实，甚至选角的贴合度之高，让人不禁产生恐怖谷效应，仿佛所有沪上金融男都有了具体的面孔。

　　 小胡在Tinder上的昵称十分普通，叫做Richard，个人简介中注明了“Not into LTR”（不进入长期关系）。现实生活中，像小胡这样的男性，还常会在简介中加上“for fun”（为了娱乐）或“享受短期关系”。他们的兴趣爱好通常是滑雪、潜水和品威士忌。与传统的前夫或小马形象相比，这种“不负责任”的男性形象在一线城市社交软件上更为普遍，几乎成为了难以避免的存在。 这种现象反映了当代社会中人际关系观念的变化。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追求即时满足而非长久承诺。社交应用为这些寻求短暂快乐的人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使得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忧：过度追求短期关系可能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享受个人自由的同时，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就连他们在床上表演着自己“爱无能”“感情障碍”的样子，都沿用了一套都市快餐男女关系的经典模版。一句“爱我便是”，让观众席上多少带着小胡们看电影的女孩尴尬偷笑。

　　 除了小胡之外，我还记住了只出镜了几次的王茉莉的语文老师。

　　 邵艺辉也打破了关于女老师的邪恶印象，让这位年轻老师“焕然一新”。当小男孩张家新表演起来“我要告老师”的固定节目时，老师反问的话是“谁教你的举报？”

　　 在当下的大环境，这句话已经足够有力量。

　　 就连惯常出现的邪恶角色，在这里换成了一个小男孩。据邵艺辉在采访中透露，这一设定意在打破大众对“女性善妒”的刻板印象：一个男孩同样可能无端嫉妒一个优秀的人。 这样的改编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新的视角，还巧妙地挑战了社会上对于性别角色的固有认知。通过将传统意义上的“恶女配”替换为小男孩，作品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嫉妒并非女性独有的情感，而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复杂情绪。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性别平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思考。

　　 高饱和高密度的台词，几乎每一句都在性别问题和社会热点上蹦迪—— 在近期的一档热门访谈节目中，嘉宾们的发言密集且充满争议，几乎每一句话都触及到性别议题与社会热点。这种高强度的讨论不仅展现了现代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同时也反映出公众对于性别平等、社会正义等议题的高度敏感。节目中的激烈交锋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也提醒我们，在追求言论自由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对话的质量与深度，避免陷入简单的对立与冲突之中。通过理性而深入的探讨，我们或许能够找到更多共识，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有什么可怜的？

　　 我都跟父权决裂了我还是loser吗？

　　 这个世界上哪个事不比男的重要？

　　 回忆过去是油腻的开始。

　　 快车太臭了，除非是女司机。

　　 可是为什么都要做得很好呢，裁判是谁？

　　 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我们才能直面悲剧。

　　 豆瓣评分喜迎9.1，形势一片大好，而另一边不出所料，虎扑论坛上却迎来了一波负面情绪的高涨。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不同的平台和受众群体往往会对同一事件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反映了当前社会舆论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论是高分还是低评，都是公众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值得我们尊重和理解。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网络舆论时，需要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避免被单一视角所局限。

　　 最常见的高赞评论，是把《好东西》的台词的性别互换一下，证明这个电影“终极辱男仇男”。

　　 有趣的是，这些让虎扑男孩破防的台词，之所以这么写，就是因为导演要一次性反驳几千年来浓缩的对女性的恶意。

　　 可以冷静想一下：这或许是女性第一次这么说话，但却不是男性第一次这么说话了。

　　 在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中，女性角色从以往的客体转变为主语和动词，而过去总是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男性角色，在这部电影中则退居为介词。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展示了女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变化趋势。这样的电影不仅能够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影体验，更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议题的深入思考。 这种电影创作手法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性别角色认知的进步，以及艺术作品在反映现实与引导观念上的积极作用。通过重新定义角色的功能性，影片成功地打破了固有的性别刻板印象，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更加多元和平等的世界观。

　　 在采访中，邵艺辉多次提到，这三位男性角色都没有使用真实姓名。

　　 前夫仅称前夫，其姓名中无姓氏。小马因其认为马这种动物十分性感而得名，小胡则因他经常胡言乱语而获此绰号。

　　 这是对千百年来剥夺女性姓名，让她们以王氏李氏张氏的代号离开世界的一次全部清算，也是导演对历史不满的一次性反驳：用同样的方式，去剥夺他们的东西。

　　 失权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正因为有期待，才会有落差。

　　 邵艺辉在《爱情神话》时呈现的灵动和自然，在《好东西》里变成了刻板和网感，就像能写出一本长篇小说的作家，突然写了一篇10万+爆款公众号。

　　 《爱情神话》的精妙之处，在于镜头语言，在于人物互动的巧妙。

　　 角色之间像在共同揉一块面，推过来再拉过去，轻松、灵动又让人会心一笑，那些中年男女真实的尴尬和局促，都是生活本身的纹理，邵艺辉把漫不经心的闲笔变成了妙笔，在即将滑向做作的边缘，又能用巧劲拉回来。

　　 而创作者的灵气与表达，并没有留给《好东西》。

　　 《爱情神话》里闲庭信步的饭桌戏，到了《好东西》里变成了前夫疯狂往嘴里塞的那把大蒜：太急了。诙谐有了，场面调度却差了，这顿饭他们吃得难受，作为观众的我看得也烧心。

　　 曾经细致入微的生活体察，在《好东西》变成了美好精致的vlog片段，一种进步主义生活方式的宣讲和展演。《爱情神话》是真正的轻盈，《好东西》倒显得比前作刻板保守。

　　 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过于丰富，以至于一股脑地堆砌在台词里，导致观众几乎没有时间消化和呼吸。尽管演员们已经努力将那些精彩的语句融入每一句台词中，但整体上仍给人一种急于完成任务而匆匆说完台词的尴尬节奏。

　　 整部电影仿佛是一个长久沉默后的人，在两个小时内密集而快速地倾泻了众多社会热点话题：月经羞耻、家庭暴力、原生家庭、公共举报、性别平等、女性主义。影片气势磅礴，汹涌澎湃，直击观众的笑点，高频次地不断戳中观众的神经。

　　 这就导致《好东西》变成一场网络段子集锦。一线城市中产与进步青年们，把自己平时听的博客，看的脱口秀，读的公众号，点赞的微博，共同熔化在一口大锅里。人物接二连三登场，比拼谁的金句更能在小红书上被做成截图点赞。

　　 电影不断地宣告，我们要打倒父权制，我们要夺回主体性，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了。

　　 可是口号喊完了，便没有然后了。

　　 一部电影的成功在于其对话的互动性，而非仅仅依赖于那些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爆款文案。 我认为，电影的魅力在于其情节与角色之间的深度互动，这种互动通过对话的形式得以展现。虽然网络上的爆款文案能够吸引眼球，但它们无法替代电影中角色间的真实交流和情感流动。优秀的电影剧本应该注重人物之间的对话，让观众能感受到角色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冲突，这样的电影才能真正触动人心。

　　 优秀的电影，角色不需要对着观众喊话，只需要沉浸在ta的故事里，与电影里的其他角色展开对话就足够。 

　　 为了议题的醋，愣是包了一桌饺子。最可惜的是，邵艺辉其实有能力把这些口号用镜头语言“拍出来”，而不是让角色“说出来”。

　　 王茉莉外表看似儿童，但她的身体内居住着邵艺辉的灵魂，与王铁梅和小叶一起，共同构成了邵艺辉的多重人格世界。

　　 看上去是为了设定一个“戳破皇帝的新衣”的、“未被父权规训过”的、具有敏锐洞察和高超文笔的天才女宝，但最终，王茉莉承担了太多“童言无忌说教环节”，让人在一个孩童身上看到了不合时宜的成年感。

　　 在饭桌戏上，茉莉听到小叶说，自己母亲嫌弃她来月经弄脏了家具。从一个小孩子的视角来看，这不禁让人反思社会对女性生理现象的偏见与误解。 在当今社会，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但类似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反映出部分人对于女性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偏见。月经，作为女性正常的生理过程，不应该成为被歧视或羞辱的理由。这不仅涉及到性别平等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不平等观念。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对于女性健康的认识和理解，消除关于月经的负面刻板印象。同时，家庭内部也应该营造一个开放和支持的环境，让女孩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必担心受到责备或歧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步建立起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氛围。

　　 “血又不是屎，怎么会脏呢？”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流血，对吧？”

　　 这种处理，你可以想象成一个小孩子用他那稚嫩的声音，却说出了一句四两拨千斤的话，给男权狠狠一击，真是干得漂亮，值得鼓掌。当然，这句话来得有些突然，更像是成年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只不过借用了小孩子的口吻，使之听起来更加振聋发聩。

　　 茉莉问小叶：“女孩该怎么打鼓？”

　　 小叶回答她：“你怎么打女孩就怎么打。”

　　 这些妙语连珠的回答固然精彩，但根据茉莉的人设，她应当直接动手，甚至根本不会提出这个问题。

　　 影片中的许多情节设置，似乎都是为了那句不得不说出的“文案”而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让演员能够大声地说出这句话。

　　 于是我们来到了一场关于女性议题的自助餐。这里有性同意和AV（成人影片）议题，发生男女关系时不要撕扯女性的衣服，不要模仿AV中的那些侮辱女性的行为；这里有月经议题，男性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月经是蓝色的；这里还有女性独立议题，你不必追求完美，只需要接纳自己即可，等等。 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讨论场合里，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如何提升社会对女性权利的认知和尊重。对于性同意和AV议题，重要的是要明确任何性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不应有任何形式的强迫或误导。同时，影视作品中的不当表现应得到批判和反思，避免给公众带来错误的价值观引导。 至于月经议题，则需要更多地从科学角度出发，打破传统观念中的污名化现象。通过教育普及正确的生理知识，帮助人们消除对这一自然现象的误解和恐惧。 最后，在谈到女性独立议题时，我们应该鼓励女性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但同时也需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选择和发展路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或愿意成为所谓的“完美女性”。真正的独立意味着能够根据自身情况作出最适合的选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幸福与满足感。

　　 一旦牺牲了对话逻辑，牺牲了生活真实的质感，那么人物和叙事就会让位于口号。其实一部好电影，并不需要每一句台词都微言大义，力拔千钧。在一些电影中，过于直白的口号式台词往往会让观众感到厌倦，甚至破坏了影片的整体氛围。诚然，优秀的电影应该注重情节的自然发展和人物的真实刻画，而不是单纯依靠口号来传达主题。例如，在《教父》这部电影中，尽管其包含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警世之语，但这些台词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是因为它们是在特定情境下，通过细腻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因此，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如何在保证故事连贯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巧妙地植入具有启发性的台词，才是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关键所在。 （此处为修改后的内容） 在我看来，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应当追求的是情感的真实与共鸣。电影中的对白不应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口号层面，而应深入挖掘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让观众能够在角色的喜怒哀乐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这样的电影才能真正触动人心，成为流传的经典之作。

　　 《好东西》设置了目不暇接的议题陈列，让它在某种角度更具备“传播属性”。人们看到，人们点赞，人们转发。

　　 触动人心的部分确实存在，但如果每一个亮点桥段都靠角色的妙语连珠来呈现，未免显得有些沉重，缺乏轻盈感。

　　 当“叙事”让位给“议题”，那么真实感也随之愈发模糊。

　　 在采访里，邵艺辉表示她希望拍摄的是一部女性主义童话，旨在创造一个母系乌托邦，这代表了人类文明中最文明的一种构想。而这样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那个自由进步的特殊实验城市——上海。

　　 就像有篇文章指出，《好东西》拿不下三四线摇摆州，“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这样的问句，也只会出现在上海梧桐区的特定同温层里。当议题有门槛的时候，也同样具备了排他性。

　　 在这座宛如芭比议会的空中楼阁中，男女之间不存在对立，即便是男性也显得十分可爱，可以表现得弱势且友善。这里甚至不需要任何争议环节，人们可以直接承认自己的性别所带来的优势与不足。

　　 但童话为什么是失真的？

　　 因为在非一线城市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具备这样的生活范例与人群范本。

　　 卖弄女性主义的前夫，恋母情结的小马，约炮软件上的常驻男嘉宾小胡，这几个男性角色在一线城市或许能找到。但是，哪怕你回到二线城市的老家，就会发现不存在这样的男性。

　　 同龄男性大多都生二胎了，甚至有可能用的还是“业主群闹事专用头像”，业余爱好是和哥们去足浴中心逛逛。你跟他们说性别红利，且不说他们能不能听懂了，甚至还要让你罚酒三杯。

　　 还有网友小心翼翼地提出现实层面的争议点：这套梧桐区的老洋房，房租至少一万五，她们真的能负担得起吗，生活成本又该如何计算？同样的预算，为什么不住到外环？

　　 一部分小红书网友给出这样的解释：因为她们的收入较高，能够承担得起租金。还有一些网友则认真分析了王铁梅和小叶的收入构成，证明“她们确实有钱”。

　　 从@沪漂小Q的找房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许多人每月花费800元租金，却只能住进条件远不如哈利·波特楼梯间的房间。全国范围内，很多人的月收入甚至不到王铁梅那套老洋房租金额的五分之一。

　　 邵艺辉的回答更简单：因为梧桐区美。

　　 她在采访中反复提到，苦难叙事在媒体上已经被过度使用，然而，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样的叙事其实依然显得稀缺。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展示苦难，而应更多地关注那些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努力改变命运的故事。通过更广泛、更多元化的视角来讲述这些故事，不仅能够激发社会的同理心，还能促进社会各界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这样的报道方式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社会现状，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中的挑战与机遇。通过展现不同个体在面对困难时展现出的坚韧与智慧，可以激励更多人勇敢面对生活的各种不确定性。

　　 “比如打女人的、家暴的、强奸的，这属于很旧的部分，很落后，不文明，这种人不值得我书写，现代文明社会里，这样的行为本来就是不对的，没有必要再拍一部电影来重复它。但我也在反思，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类似的事情发生。”（邵艺辉）

　　 如果所谓的新兴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由快乐梦幻的状态，这种叙事其实已经在小红书的短视频中反复出现。只需浏览一下梧桐区网红们的Vlog视频，便能略知一二。

　　 苦难原本就是底层生活的基本色调，人们只是在这基础上尽力添上自己的色彩罢了。

　　 另一种单亲妈妈，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女性正确人”，当然可以是对观众的启发，但不足以构成有意义的建议，甚至更深一步，是否会构成对弱者的冒犯：其他人没有过上这样自由舒展的生活，是因为她们不够努力，还是因为她们的命运本就如此。

　　 在这样一个普通阶层占大多数的国家，由于父权制结构分化极其严重，刻意回避那些反映底层人民生活艰辛的叙事，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社会中最脆弱群体的声音，也使得公众对于真实社会状况的认知变得片面。长此以往，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与不平等现象。 修改后的表达： 在这样一个普通阶层占大多数的国家，由于父权制结构分化非常极端，刻意回避苦难叙事，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和对弱势群体的忽视？这样的态度不仅缺乏同情心，更可能加深社会的分裂与不公。 看法观点： 回避苦难叙事实际上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美化，这种做法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掩盖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并正视这些苦难，通过真实而深入的报道来促进社会进步与公平正义。同时，这也要求媒体工作者具备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素养，勇于面对挑战，传递真实的声音。

　　 苦难确实不够美，但不代表苦难不值得书写。

　　 在当下，苦难仍然是主要矛盾，非常遗憾，非一线城市还没有进化到更发达的那一步。

　　 对于一个基层女性而言，王铁梅的自由和轻盈，或许比不上王慧玲在短视频中教她们如何避免被父家和夫家“一女三吃”。

　　 虽然更高级文明的精神探索确实高明，但却难以真正惠及基层妇女的利益。

　　 在上海自由松弛感的土壤下面，是盘桓缠绕的资本：松弛感是一种靠钱来维护保养的奢侈品。

　　 《好东西》和自由洒脱的王铁梅，似乎帮助我们确认了一种逻辑，在上海，只要你有充分的资本积累，就有能力过上自由进步轻盈的生活。这场高度提纯的城市景观，终究只属于一个群体而已，无关性别，只有阶级。

　　 就像那句被大家鼓掌鼓烂了手的台词：“你们快车太臭，除非女司机”。

　　 在我租的房子楼下，每天晚上都会停着很多滴滴快车，这些车辆往往显得有些凌乱，甚至能闻到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味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是因为那些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司机师傅们，每天不得不连续驾驶超过10个小时。由于长时间的工作，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清洁自己，更别提维持个人卫生了。他们常常只能在车上休息，甚至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基本需求都要在车内解决。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比如五环或六环以外，那里租金相对便宜，但交通却更加不便。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往往是因为在城市中心生活成本太高，而他们又需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如孩子的教育费用、父母的医疗费用等。 这些司机师傅们为了家人，不得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辛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份理解与尊重，同时也应该反思社会分配机制是否合理，以及如何更好地保障这些为城市运转默默付出的人们的权益。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城市中的低收入群体，思考如何通过政策引导和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让他们在忙碌之余也能拥有更多的尊严与舒适。

　　 一座先锋自由的城市，早已为大家划分好等级。

　　 自由松弛的进步生活方式，属于新媒体编辑，写手，乐团鼓手，乐队歌手，眼科医生，他们交谈的地点，只会在老洋房、日料店、酒吧和西餐厅；不那么进步的生活方式，属于所有非一线城市受益者，属于日结工和司机。

　　 叙事的焦点被抢夺了，具体的人和故事消失了。

　　 创作者被某种巨大的、崇高的“主义”驱使，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拼命表达各种观点，然后通过角色将其传达出来，使得这些角色变得面目模糊，仅仅成为了表达观点的传声筒。

　　 至于角色本身的人物弧光，观众并不关心这些人物的经历，只对她们说的几句台词充满激情。在价值观的传递过程中，男男女女像在进行一场接力赛，迅速地传递着接力棒。

　　 正确的人物不会让人感动，只会让人疯狂。

　　 创作者如何塑造出一个鲜活的女性？

　　 我们可以观察到，她内心隐藏着怎样的隐秘渴望，她正面临何种难以言说的难题，以及她曾经历过怎样的错综复杂的人生困境。

　　 但王铁梅永远正确，就像她站在代步车上驱赶猥琐男一样，如伟人般屹立在那里，让观众痴狂沉迷。

　　 她在影片中唯一的低谷，是写了篇文章被网友刷恶评，就像我们的同行大多数时间经历的那样。她的自我厌恶与内省，也远没有《伦敦生活》里的Fleabag兼具趣味和深度。虚浮的挫折漂在水面，轻飘飘的。

　　 她没有脆弱，也没有软肋，更没有怯懦，于是她变成一种被群体膜拜的符号。

　　 有情绪性的高分好评，就会有情绪性的低分差评。

　　 有人认为《好东西》是专为豆瓣和小红书定制的电影，是特定圈子内部的小众狂欢，反映了上海特色的女性主义，也是一线城市小资群体的专属聚会。尽管影片多次提及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的著作《看不见的女性》，但它关注的仍然是那些早已受到关注的城市精英和中产阶级。

　　 如今，在舆论场上，一旦有人对某部电影提出质疑，便会被网友指责为立场有问题。敢于直言《好东西》这部电影不好的人，似乎需要极大的勇气，仿佛人们在发言之前必须先验证自己的身份，才能小心翼翼地表达意见。 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社会对于艺术作品评价的一种极端态度。一方面，它体现了公众对电影质量的关注与期待，另一方面，也暴露出部分网友在讨论公共议题时存在的偏激倾向。健康的舆论环境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并鼓励理性、客观的批评与讨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艺术创作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

　　 几乎在每篇关于电影争议的帖子下，我们都能看到“你不喜欢这部电影=你是男性=你厌女”的逻辑推演，导致原本应围绕影片内容展开的讨论，却变成了非黑即白的“猜性别游戏”。这种现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倾向，限制了多元声音的表达。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应简单地以同样的方式反击，而应该更加理性地分析和探讨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倡导一种开放、包容的讨论氛围，鼓励观众从多角度、多层次去理解一部作品，而不是将其简化为性别对立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应当反思社交媒体平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通过优化算法、加强社区规范等方式，减少此类非理性的争论，促进更为健康、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的形成。 这样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改善当前网络环境中的极端情绪蔓延问题，也能促使更多人深入思考文化产品与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

　　 “好东西是给好东西看的”

　　 “我用了0.000001s就猜出了博主性别，你也来试试吧”

　　 “原来是男的，那没事了”

　　 “女的还这么说，奖励你以后生八个”

　　 如果一味拒绝所有提出质疑的声音，那这与我们所反对的父权制又有何区别呢。

　　 事实上，我和王铁梅一样，都是来自外地，在一线城市北京或上海打拼的“北漂”或“沪漂”。我们有着相同的租房需求，甚至在职业上也完全一致，都是从事公众号写作的女性。

　　 我非常欣赏王铁梅的故事。然而，在这个每个月都需要对着房租数字和银行余额发愁的世界里，我却难以完全相信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是真实的。 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社会环境中，像王铁梅这样的人物显得尤为珍贵。她的故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但也不失为一种激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困难的精神力量。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即便是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互助依然可以成为克服困境的重要支撑。同时，它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如何让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亮，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关怀。

　　 导演称这是一部女性童话，然而走出影院之后，观众们发现童话中的美好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难题。 这样的电影虽然能够为女性提供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寄托，但现实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不会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享受电影带来的感动与启发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将这些正面的能量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社会进步，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部电影的好坏或许与观众所在的一线、二线、三线或四线城市无关，关键在于你是否相信这个童话故事。

　　 如果你选择不相信，那你会感觉轻率，浮躁，脱离实际。

　　 如果你选择相信，就会感到轻松与自在，仿佛重新回到了温暖的怀抱之中。

　　 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童话故事而改变其运行轨迹，《好东西》这部作品也只是展现了平行世界的一种可能性。 在当今社会，我们常常沉浸在各种理想化的叙事之中，试图通过文学或影视作品来寻找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慰藉。《好东西》作为一部作品，它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与现实平行的世界。然而，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无论作品多么引人入胜，它都无法真正改变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轨迹。这提醒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要保持对现实世界的清醒认知，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反思现实，激发思考，但最终，我们的生活仍需在现实中找到立足之地。

　　 就像小红书上的某些网友，将批评某部电影的女性用户视为靶子进行指责，但算法推送下的下一篇帖子，却依然是关于“163cm55kg算不算太胖了”的讨论。乌托邦虽然美好，但现实世界似乎总是充满了偏见与不公。这种现象不仅揭示了网络平台算法的局限性，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过度关注。我们或许无法立即改变这一切，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作为公众人物或意见领袖，有责任引导舆论向更加健康、多元的方向发展，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 （修改后的内容主要调整了开头和结尾的表达方式，并加入了一些对于社会现象的看法。）

　　 我们当然要支持女性导演登上舞台，我们当然也要给予她们最大的包容和支持，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父权制的陈旧观念，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从传统男性主导的环境中争取到更多的机会与资源，拿起话筒和摄影机。

　　 《好东西》的出现，在当前国产电影普遍难以通过“贝克德尔测试”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这部电影不仅为女性观众提供了丰富的观影体验，也让许多女性感叹：“原来男性导演也能如此细腻地捕捉女性的情感世界。” 该影片的成功在于它不仅关注了女性角色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更深层次地探讨了女性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种突破性的尝试不仅丰富了国产电影的表现力，也为行业树立了一个积极的典范，鼓励更多创作者关注并尊重女性视角。 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当创作者愿意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时，艺术作品便能跨越性别界限，触动更广泛观众的心灵。《好东西》的成功启示我们：唯有包容多元视角，才能创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

　　 电影要被视为具有女性视角的叙事，必须符合贝克德尔测试的三个标准：首先，影片中必须有两个女性角色；其次，这两个女性角色之间需要进行对话；最后，她们的对话内容需涉及除男性之外的主题。

　　 当然，没有任何东西经得起挑剔，但我们更希望，国产女性电影能更言之有物，俯下身去，把镜头放低一寸，看看那些黄浦江外的人们。

　　 根据“猫眼”的数据显示，“想看本片”的用户画像中女性占比超过80%，尤其以20~24岁年轻女性居多。这部已经取得近4亿票房的电影，即便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必须承认的是，它确实捕捉到了一部分观众的情感共鸣。影片成功地展现了女性群体长期以来所承受的压力与不满，并勇敢地批判了社会上某些不负责任的行为。 该影片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在艺术表达上也有所突破。它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生动的角色塑造，深刻反映了部分女性对于不公待遇的抗争，以及她们内心深处对平等与尊重的渴望。这种敢于直面社会问题的态度，无疑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也为电影市场带来了新的思考角度。影片的成功表明，关注现实、勇于发声的作品往往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之一。

　　 尽管《教父》被视为男性的电影圣经，《古惑仔》是男性心中的经典爽片，《闻香识女人》则是每个男人一生必看的影片，但显然女性创作者也能够打造出属于女性的金句爽片。

　　 但在刺激的影片之外，我们是否还能冷静下来，审视真正的挑战和困境？

　　 《巴黎评论》在1956年采访波伏娃的时候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从来没创造过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角色，这是为什么？

　　 波伏娃回答：“我在小说中描绘的是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充满矛盾的人，而非她们应当成为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