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色情杂志文化：绽放与禁锢之间》

「一窥东方色情文化的禁忌之门」

　　 继色情杂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一波追忆热潮之后，近日日本再次掀起了一股怀旧风潮，这次的对象是那些标有“惡書追放”字样的白色邮筒。

　　 这些由政府和组织设立的装置，外观设计显得相当简约甚至有些冷漠，但实际上它们处理的内容却异常激烈——专门用于回收色情文化产品，特别是杂志和DVD。 这种看似冷冰冰的设施背后，隐藏着社会对于色情文化的管理和控制。虽然这样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净化文化环境，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隐私权和个人自由的讨论。如何在维护公共道德与尊重个人选择之间找到平衡点，是社会各界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从去年开始，由于维护成本过高、人手不足以及色情信息网络化的影响，日本政府正在加快淘汰这些设备。

　　 对于许多日本人而言，他们的离去标志着街区魅力的减退，也预示着情色杂志文化正在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街区诱惑消失了》的讲座探讨了某些元素如何构成了过去街区的魅力，主讲人指出粉色传单、毛杂志贩卖机、白筒以及毛片放映室曾是吸引人们驻足的重要因素。 这些曾经的地标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现象，也揭示了城市发展中一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它们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社会交流与文化交融的平台。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这些曾经的标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现代化和规范化的设施和服务。这种变化虽然带来了便利和秩序，但也使得一部分人怀念那些曾经充满活力和自由气息的旧时光。讲座引发人们对城市更新过程中文化传承与保留的思考，提醒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应忘记那些塑造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

　　 这些社区装置叫做“惡書追放·白ポスト”。

　　 所谓“惡書”指的就是有害图书，“追放”意为驱逐，直译过来就是“驱逐有害书籍的白色邮箱”（以下简称恶书垃圾箱）。

　　 根据现东京经济大学准教授@大尾侑子的研究，1963年日本与大阪市相邻的尼崎市出现了第一座恶书垃圾箱。

　　 尽管没有明确的官方文件记录其起源，但据口述历史记载，该设施由一位秉持高标准道德和传统的医生自制，并放置在医院门前。他希望借此设施促使成年人以负责任的态度，不将不良书籍带回家，从而帮助日本战后的青少年远离低俗文化。

　　 日本各地的恶书垃圾箱

　　 从竖起第一个恶书垃圾箱开始，这种设施在日本各地迅速普及，仿佛一夜之间遍布全国。大人们将“未来会更加美好”的期望，寄托在这些简陋的设施上，希望通过它们能够成为一道防线，保护青少年免受成人世界不良文化的影响。 这些设施的出现确实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试图通过物理隔离的方式解决青少年接触到不适宜内容的问题。然而，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仍然值得商榷。单纯依赖物理隔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青少年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更主动地去寻找这些被隔离的内容。因此，除了设立这些设施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引导作用，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和辨别能力，使他们能够自主选择合适的信息来源，从而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可事实却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青少年都有过趁着四下无人往恶书垃圾箱空洞观望甚至盗窃的习惯，这让它反而成为了日本青少年窥探成年世界的一个微小窗口。 这一现象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社会的某些独特侧面。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青少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洪流和社会压力。恶书垃圾箱成为了一个既神秘又充满诱惑的存在，吸引着他们去探索成人世界的秘密。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好奇或叛逆心理，更可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探索欲望的体现。通过这种方式，年轻人试图理解成人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尽管这只是一个扭曲的视角。这也提示我们，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为青少年提供正确的引导和支持，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2023年长崎一座恶书垃圾箱里的回收作品，从孔洞里望去的景色是这样

　　 对于一些叛逆青年而言，那些只被小锁简单保护的“恶书”垃圾桶更像是一个过时的信息存储设备，而不是坚不可摧的要塞。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获取变得如此便捷，这些物理上的限制显得微不足道。叛逆青年更倾向于通过网络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而不是受限于这些传统的、有限的资源库。 发表的看法观点： 这种现象反映了数字时代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叛逆青年不再满足于仅通过有限的纸质材料来探索世界，他们更愿意利用互联网的广泛性和即时性来获取知识和信息。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引导青少年获取信息变得尤为重要。

　　 几乎日本的所有地区都出现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撬锁盗书的情况，并且这种现象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严重。例如，《每日新闻·香川版》在1999年9月8日的报道中就曾提到过这一问题。 这种针对书籍的盗窃行为不仅反映了社会安全问题的严峻性，也揭示了文化财产保护方面的不足。如何在保障公共藏书安全的同时，又能满足读者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同时，这也提示我们，加强社区教育和法制观念培养，提高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是当前亟需解决的任务。

　　 1996年之前每年只有6、7起恶意破坏公共垃圾桶的事件，但2023年增加到了47件，2024年更是增长到了101件。

　　 虽然有人很头痛，但它却是一代日本人津津乐道的青年文化。现在，当你去在社交媒体询问去恶书垃圾箱偷书这件事，哪怕是40、50岁的大叔说起来，也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

　　 那个曾经试图把手伸进白色邮箱里取色情杂志的少年，如今已成长为我。 回想起当年，那个男孩的行为无疑反映了青少年时期的好奇心和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尽管当时的行为可能显得有些幼稚或不妥，但它也提醒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正确的引导和支持对于青少年的发展至关重要。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正面资源和渠道，以健康的方式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同时也要加强法律教育，让每个人明白什么行为是合法合规的。这样既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影响，也能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随着打算报废恶书垃圾桶的新闻日益增多，人们突然意识到，这些回收欲望的垃圾桶，正和他们的青春一样渐行渐远，于是人们开始追忆、怀旧。

　　 从去年开始，在SNS上出现了一批寻找恶书垃圾桶的账号，这些账号的主理人为这些斑驳的垃圾桶拍照解说，赢得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它甚至演变出了消费文化。

　　 对于很多人来说，恶书杂志筒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人们购买“毛杂志贩卖机+恶书垃圾桶”的模型，用以追忆回不去的旧时光。

　　 今天我们讨论起恶书垃圾桶时，最初往往会带着“性文化的趣味”去看待。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能体会到其中更为深刻的层面。 当前的时间是2025年02月19日。

　　 恶书垃圾桶，曾是一场富有野心的文化战争的符号。

　　 战后，是刚刚军国主义还在宣扬“神国日本”，如今却瞬间变成了“战败之国”。面对旧有价值观的崩溃以及美国的全面改造，昔日战时的文化产品迅速占领了平民尤其是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让许多老昭和人深陷文化恐慌，感到“道德沦丧与堕落”。他们迫切希望重塑日本的价值观。 这种从“神国”到“战败之国”的转变，不仅仅是国家地位的变化，更是对整个社会文化根基的一次剧烈冲击。旧有的信仰体系和文化认同在一夜之间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这一过程中的文化恐慌不仅体现在老一辈人身上，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一个既能传承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的社会价值体系，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在1955年1月的第四次青少年问题会议上，时任日本首相鸠山一郎表示： “我们应当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并确保他们能够在一个充满希望和机遇的社会中茁壮成长。当前社会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特别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我们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工作机会，以防止他们陷入困境。政府将继续努力改善青少年的生活条件，并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青少年教育和福利事业中来。” 这一发言体现了鸠山一郎对青少年问题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在战后重建的关键时期，如何培养年轻一代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对于解决青少年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为了重振我国的实力，构建自给自足的国家体系，我们必须首先提升每位公民的道德水平，营造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风气和互助精神。不良出版物的盛行确实令人忧虑，特别是它们对年轻一代——国家未来的栋梁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政府将在众多民间团体的支持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致力于打造一个更为和谐的社会。

　　 山田孝之主演的《东京黑洞》最能体现那个时代日本文化的迷惘

　　 对“不健康出版物”宣战的背后，是日本政府战后发起的一场全面文化斗争。当时，几乎所有新兴流行文化都遭到了批判。

　　 在时尚领域，战后20世纪50、60年代，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年轻人觉得传统的校服不够时尚，因此他们模仿美国青年的风格，穿着更为休闲的西装出门约会。

　　 这种青年文化现象引起了日本主流社会的反感，他们给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贴上了负面标签“御幸族”，并派出警察对潮流聚集地进行了清查，官方声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年轻人。

　　 在音乐领域，日本政府也期望艺术家能根据他们的思路进行创作。

　　 政府想要积极、阳光、向上的歌成为流行歌曲，他们希望高级的西方音乐取代低级的日本音乐，因为他们认为日本味的旋律、歌词太过幽怨，不能鼓励国民精神的重建。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代表歌曲@西田佐知子的《アカシアの雨がやむとき》在当时被视为悲歌，遭到政府强烈批评，称其为低俗作品。

　　 “我想死在雨中，当他在晨曦时分看见我的时候，他会为我流泪吗？”这句歌词被批评为阴暗

　　 在图书文化制品上，日本政府的攻势更显凌厉。

　　 恶书垃圾箱的出现标志着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恶书追放运动达到了新的高峰。据公开资料，1966年恶书垃圾箱的浪潮从关西扩展到东京，短短3年内建立了超过500个垃圾箱。这一迅速推广的原因在于它们得到了日本警视厅少年一科和东京母亲协会的共同推动。

　　 这不仅仅是竖起垃圾桶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全面价值观的体现。回想起《哆啦A梦》（1969年）中的情景，当时的大人对孩子们看漫画的态度，我们可以理解那种保守的心态。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对于不同文化形式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对待漫画的态度上，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这些进步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继续推动，以实现更加多元和谐的社会环境。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社会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过去的严格限制到现在的开放态度，这种变化体现了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应该鼓励这种积极的变化，并努力促进更多类似的进步，以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会。

　　 那时的社会风气非常保守，一旦有人被发现带了不适宜孩子阅读的书籍回家，就会被视为道德败坏，甚至被认为没有资格为人父母。这种环境不仅限制了成年人的知识获取，也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被束之高阁，无法为读者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和思考空间。 这样的风气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个人自由和思想开放性的压制，也暴露出公众对于知识和信息的误解与恐惧。这种过度保护的态度不仅剥夺了孩子们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也阻碍了家庭内部关于复杂话题的健康讨论。我们需要反思如何在保护儿童的同时，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并鼓励他们探索更为广阔的世界。

　　 《哆啦A梦》描写的画面还是太温馨了。

　　 在当今社会，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影响，对色情内容进行审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所谓的“恶书垃圾桶”时代，除了色情杂志外，许多其他类型的读物也被认为是有害的。例如，漫画、涉及黑帮、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及颓废文学的作品，都被视作威胁社会稳定的“核废料”。这些作品一旦被青少年接触到，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后果。 这种对特定类型文学的排斥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恐惧。虽然保护未成年人不受不当内容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也需要警惕过度审查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度限制阅读材料不仅会限制青少年的思想自由，还可能导致他们对这些被禁止的内容产生更大的好奇心。因此，在保护与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更开放的态度去引导青少年接触多样化的信息，同时确保他们能够辨别和理解不同的观点。

　　 这种粗暴地把“成年人的书籍=不健康的书籍”的思路，很快就被思想解放的日本民众所抨击。1971年2月5日作家@金子光晴就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称这些恶书垃圾桶散发着思想控制的可疑气味。

　　  当时的漫画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波及到了被誉为“日本漫画之神”的手冢治虫，对他的创作生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新兴艺术形式的保守态度，还揭示了在文化创新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巨大阻力。手冢治虫作为日本现代漫画的先驱者，其作品不仅承载着个人的艺术追求，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探索与突破。因此，当整个行业面临质疑时，手冢治虫自然成为了焦点之一。这起事件提醒我们，在评价新生事物时应更加开放包容，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

　　 以全球视角下观察日本的“恶书追放运动”便会发现他是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它由麦克阿瑟引入日本，深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

　　 如果从日本历史来看，你能发现这套文化倡导带着旧军国主义的味，只不过公民社会的崛起使得他们遇见的阻力大大增加。无论是政府压制时尚、还是管控漫画，总会引起公民社会反对的声音，在这样的状态下漫画分级制度也开始被完善。

　　 美国的漫画焚书事件，麦卡锡主义认为漫画在大众文化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需要加强对漫画的审查力度。

　　 今天，当人们讨论日本的“恶书垃圾桶”现象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时代变迁，导致色情内容大量转移到了网络上。然而，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本质。实际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虽然网络确实成为了色情内容传播的一个新渠道，但其背后的原因远不止于此。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年轻人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以及监管措施的滞后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才使得这一现象愈发显著。因此，仅仅归咎于网络平台的兴起并不全面，还需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态中寻找根源。

　　 但其实，早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承载政府道德野心的“惡書追放·白ポスト”就已经成为了鸡肋。

　　 让“恶书垃圾桶”成为鸡肋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与实际功用不符。 “恶书垃圾桶”这一概念在当前社会环境中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尽管它意在净化文化环境，引导人们阅读高质量书籍，但其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如何界定一本书是否为“恶书”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这可能导致许多有价值的作品被误判。另一方面，真正热爱阅读的人并不会因为某本书被标记为“恶书”而完全放弃阅读，反而可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去探索这些被禁的作品。因此，“恶书垃圾桶”的实际效用值得商榷。

　　 首先，作为政府倡导价值观的象征，“社会能见度”项目至关重要，因此恶书垃圾桶必须设置在人流密集区域。

　　 但东亚的文化传统倾向于避免在公共场合表露自己的喜好，更不用说在公共场合使用那些具有“高度个人隐私需求”的文化产品了。

　　 稀少照片，一位男子正向恶书垃圾箱投递恶书，上面写有三不运动的字样，所谓三不指的是“不看、不读、不买”

　　 因此，尽管数据显示恶书垃圾筒每年能够处理数以万计的“不良文化产品”，但由于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更多的日本人倾向于将这些书籍丢弃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这种做法反而使青少年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不良书籍。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前报道《为什么日本野地里会长出黄色杂志？》中做过阐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去看。

　　 前两年日本社交媒体做过调查，问日本人如何处理色情杂志，使用官方恶书垃圾桶的仅有1.2%，位列20

　　 其次，是实行这件事的管理者自己都不信。1968年《社会教育月刊》就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A市公民馆举办的少年问题协商会现场，协商会成员X公布了要建立恶书垃圾箱的计划，当他宣布每个月要在警察、妇人会和委员会见证下将这些不良书籍焚烧处理的时候，与会成员面露难色。

　　 ‘太可惜了，在这样的呼吁声中，协商会的成员们提出了“取其精华”的策略来应对挑战。这一方案旨在从众多提议和意见中筛选出最切实可行的部分，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集中精力处理最关键的问题，还能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因过度讨论而陷入僵局。 这种聚焦于核心问题的方法展现了协商会成员在面对复杂情况时的智慧与灵活性。它强调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时，选择性地采纳最佳建议的重要性。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筛选和利用有效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更高效地达成共识，还能够增强公众对决策过程的信任和支持。

　　 每个月，在焚书活动开始的前一天，他们从不良书籍回收箱中挑选出一些精华书籍，进行抽奖分发给大家。随后第二天，他们会假装不知情，与妇女们一起配合警察进行书籍焚烧。

　　 大多数管理者对此倡议并不重视。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已经忘记了这个倡议原本要倡导的价值观，反而将其视为一个充斥着色情内容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丢进去的小型垃圾箱。 这样的转变令人深思。一方面，这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以及人们对于过去某些倡议逐渐淡忘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提醒我们在推广任何倡议时，必须确保其核心价值能够被持续关注和理解，否则即便初衷再好，也可能被误解甚至遗忘。

　　 这种状态表明它早已成为一场运动的遗迹，只是这场运动的终结要到2024年才会到来。

　　 回顾日本政府曾经费尽心力推行的恶书追放计划，你会发现最讽刺的是，他们试图控制的低俗文化，最终还是被时间逐渐消磨殆尽。

　　 而那些曾经被认为离经叛道的文化现象，只要不违反黄金法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被正名。

　　 如果说被遗弃的邪恶书籍垃圾箱能够带给人们什么启示，我想这不过是印证了一句古老的智慧之言：

　　 时间才是真正的审查员。